常高伟长得瘦削，声音低沉到有点嘶哑，他那套用来辅助演讲的PPT全是技术名词，初看起来颇为枯燥。
但如果你集中注意力，只需三两分钟就能被他拉进一个有点激动人心的未来。
他描述的新世界里，互联网完全开放、互通，消费者和商家（或其他服务者）通过各自的AI智能体直接沟通，不需要中间平台；这意味着，微信、淘宝、美团这些曾经的商业巨头也将被颠覆，新的秩序会重新建立。
基于这个世界的构想，常高伟想做的是，为Agent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制定协议。
和大多数创业项目相比，这很不现实，甚至有点疯狂：Agent本身是新事物，Agent网络也还没有形成。
如果简单做一个比喻，常高伟想要做的是“AI时代的HTTP协议”。我们上网能获取信息，背后都是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文本传输协议）在起作用，这个全球化的统一语言和标准是互联网存在的基石。
这种宏大的任务，几乎不可能由一个创业公司完成，更别说普通个人了。大部分人听到这里，都会这么判断，常高伟做这件事情，既没有商业想象力，也没有合适的位置和足够的资源。
除了理念和信仰，他的确什么都没有，“其他人讲产品，我们讲故事”，常高伟也自嘲。
但他没有失去理智，外界的质疑显而易见，他都知道。他也并不是一个自信的、雄心壮志的野心家——做协议的前半年里，他不敢告诉任何人他在做什么，怕人觉得他不靠谱；对外社交时，他也不想介绍自己，怕人觉得“很大很空”。
从很多层面，常高伟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一个打工很久的人。他今年43岁，跳槽过两次、待过3家公司，其中，华为1年、一家小通信公司9年、阿里8年。2023年，他曾向同事宣称要自己出来创业，后来他想等待被裁员，但都没有离开。
但从另一些层面，过往经历和个人特质又锻造出了他的独特性。从通信行业进入互联网行业后，他对各大平台不互通的现象困惑、好奇，而且始终没有放弃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
过去10年，他不断为这个问题找到新的答案，以为有解决方法时又发现新的“墙”。
2024年，常高伟在阿里云的工作很忙，但看到AI Agent成为趋势后，他觉察到了新的突破口，要做个协议的念头压不下去，隔两三天的时间就往外冒。
他花了完整一周时间来思考，最后发现其中的技术空白；虽然辞职的顾虑也都在，但他终于下了离开的决定，“使命驱动的感觉特别强烈，一定要出来。”
使命
“我不知道多少人能够听到，属于你的使命召唤？”
“我当时真的听到了属于我的使命召唤。”
“我确实很相信我听到了它。”
辞职近一年，2025年4月，常高伟在他的随笔里回忆道。
一周后，我约他见面，再次听到了类似的说法，“好像有些东西在告诉你，你一定要出来做这个事情。”
常高伟形容自己做事风格有点“理想主义”。过去在阿里，他最欣赏的就是这家公司的“理想主义、再加一点浪漫主义”的精神。在阿里8年，他持有不少股票，但几乎没怎么卖过，到今天，这成了他做这件事的经济后盾之一。
但回到2024年做决定的那个时刻，现实的问题，是摆在眼前不容忽视的：他已过不惑之年，有房贷、手上阿里股票的价值也在缩水，AI初创环境也不乐观，“你会想，OK，没有收入了，四十了，回来还能找到工作吗？”
但做这件事的冲动压倒了一切，他只能自我开解，“钱的话支撑一两年不愁，而且我有非常想做的事情。”
这个协议，到现在有了一个具体名字——ANP（Agent Network Protocol，智能体网络协议）。
ANP的诞生，起源于常高伟看到了AI时代，互联网重新开放的可能。
早在10年前，从通信行业跳槽到互联网行业时，他就困惑为什么微信、来往、飞信彼此隔绝，因为在通信行业，“无论项目多大，移动、联通的设备之间都可以互联互通。”
他起初觉得是技术问题，因为用户数据被牢牢绑定在大平台的APP里。为了探索开放的可能性，他想过做“个人门户”，为此还申请了域名，但很快就发现，这个想法并不现实，因为各家大厂不可能开放数据主权。
后来，他又找到了新的答案：“商业问题”——大平台各自封闭，既出于商业竞争，也是因为成本更低，“淘宝养几千人开发一个大软件，整个社会都用，软件的分发成本是零，整体效率就是更高。”
对于开放互联网的探索欲有时强烈、有时黯淡，但始终断断续续缠绕着他。
AI Agent 的出现，让这种情况有新的转机。核心是，个人数据主权有了新的价值。因为在未来，如果想让个人助手发挥最大的效率，它就必须“无所不知”，必须能够获取充分的信息。而这就要求智能体互联网必须是开放、互通的，数据权限是集中于个人的。
“当AI的Token（计算单元）成本无限趋近于零的时候，个人助手处理任务的综合效率比淘宝或微信更高，那（开放）的未来大概率会到来。”
这成了他思考的“第一性原理”。
而在这样一个互联互通的智能体互联网世界里，协议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只有协议是智能体更原生的链接方式——这就是当时常高伟决定辞职时，发现的技术空白。
（常高伟辞职之前，思考后画的草图）
他说，“我一直不认为是我创造了ANP。我更大的感觉是，ANP经由我从天而降，我只是一个管道。”
同路人
仅靠使命驱动的创造，人能坚持多久？常高伟的答案是，或许不到半年。
辞职出来的最初几个月，常高伟只是闷头做，他不敢告诉别人在忙什么项目，因为自己也觉得不靠谱，在做‘天方夜谭’的事。
协议第一个版本发布在网上后，既没有正反馈，也没有负反馈，他形容那是绝望之地，“无响应之地，即绝望之地。”
他尝试跟朋友分享，但发过去之后没了消息；有的看了说，感觉不是创业公司能做的事情。
大部分同事和朋友知道他的项目后，看法都一致，“未来可能需要协议，但这事不一定得是你做的，也做不成。”
焦虑加剧了他的自我怀疑，进一些技术社群时，他遮掩、回避着不敢介绍自己的项目，“感觉好像说得很大很空。”
协议本身的设计也遇到挑战。调研周边技术，考虑各种方案做出来第一版，但他很快又发现方向存在问题。
2024年10月，常高伟决定更主动地走出去。
在一个出海社群里，他鼓起勇气介绍自己的项目。消息刚发出，就有人申请加他好友。对方肯定他说，“你这个东西还蛮有想法的”。常高伟记得，这是他得到的第一个正向反馈。
接着，他又结识了一位亚马逊生态的员工，交流后，对方给了他一些建议，还提到可以帮忙申请云服务代金券。
他事后想想，对方说不定只是业务“推销”，但在当时，这对他也是一个念念不忘的慰藉。
最重要的正反馈来自一位AI创业者。他在社群里认识了一位Facebook的员工，对方给他介绍了一个也在做智能体网络创业的朋友。这位朋友对他有同行的惺惺相惜，一看他的成果就说，“你这个协议非常不错。”
这位新朋友后来成了他事实上的“联合发起人”。不仅给了他大量精神支持，还把他引荐给了W3C（万维网联盟）的“Web Agent”工作组。
常高伟如获至宝，把工作组所有的历史沟通记录和技术资料都看了一遍。同时，他又从牛津大学类似的协议项目中汲取了养分。
这两者的启发，加上之前Web 3.0时学习到的去中心化理念，共同构成了ANP协议目前的技术路线。
得到外部正反馈后，常高伟开始更主动地沟通，他在自己的公众号和朋友圈里发布了关于项目和技术的思考；也会争取在大家面前分享的机会。
不过更多关注，还是来自行业本身的东风。
2024年11月，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发布的MCP（Model Context Protocol，模型上下文协议）为协议领域带来了高关注度。
今年3月，随着包括OpenAI和谷歌等巨头对MCP协议的跟进采纳，以及谷歌A2A（Agent to Agent）的发布，协议的重要性已经变得不言而喻。
常高伟因为长期分享关于协议的思考，MCP大火后，他很快被人找到。
最夸张的时刻是Manus上线时。他那时还在北京出差，刚进入酒店，就收到公众号后台提醒：涨了大量粉丝，来加他的也有几十个好友——在平时，他公众号的文章阅读量只有几百，也鲜少有来主动加他。
没过多久，一家曾与常高伟老本行是竞争对手的公司声网，其运营的RTE社区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去做关于协议的公开分享。
常高伟记得，那次线上直播效果不错，最终有七八千人来观看，那也是他第一次对如此多的听众输出。
协议有了关注度，他开始建立开源社区。
目前ANP协议在Github（一个线上开源社区）上已经有200个贡献者；而他在线下也组织起了共计1100多人的活跃讨论群，“我们应该是协议方面中文最大的社区了”。
同路人在变多。一位大厂前技术高管给他留言，“请保持在技术深水区游泳的勇气。真正的协议战争从来不是功能堆砌，而是世界观的对决。”
变量
常高伟最近明显感觉到，一条属于他的夹缝之路逐渐清晰。
他判断，智能体大战的第一阶段，将是各大厂推出自己的垂类助手，比如微信基于社交，淘宝基于电商，字节基于内容；但这种封闭生态并非稳态，用户最终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访问所有信息的“通用个人助手”。
“能访问所有信息，才是最高效的。这一点，和大厂沟通时大家都能看到。”
但谁来整合所有信息？巨头之间互不信任，谁都不愿将自己的核心数据假手于人。而手机等设备厂商，虽然有心成为新的流量入口，但他们需要依赖App生态，不想与其关系搞僵，很难大张旗鼓地去“颠覆”平台。
大模型公司目前的核心精力仍在模型训练和产品本身，对于投入产出比不明确的开放生态的智能体协议也兴趣不大。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格局中，存在一个短暂的时间窗口，“这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缝隙”，常高伟说。
他的机会在于，能以一个中立、开放、非盈利的第三方社区身份，去联合所有“非平台”的力量——创业公司、手机厂商、大模型公司，甚至包括官方的标准化组织。
这其中，关键的力量是手机公司，他们有操作系统、有硬件、有用户，有“个人助理”落地最合适的场景，这些手机厂商也对他的协议表现出了很大兴趣。
中美的竞争叙事也成为他的助力。今年初，谷歌的A2A协议发布后，协议领域的“国产情结”让他做的事情被很多诸如芯片公司、ToB公司注意到，“他们一看，发现居然有一个社区在做这个事情，而且做得比MCP要早，这个是最吸引他们的。”
创业公司也有动力加入这个生态。一家企业跟他反馈，MCP刚出来的时候，他们和官方提了一些优化建议，但这些声音和诉求，对方都很难接受；但如果是中国有一套自己的协议那事情就简单多了，“他可以直接找到我。”
受A2A的刺激，中国官方的组织也开始有动力推动自己的协议，“他们希望能够参与到未来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当中去，以开源的方式把这个位置卡住，把中国的协议暴露在中国以及世界，让大家知道我们要做。”
今年4月，互联网协会互联互通工委会宣布成立智能体互联网工作组，常高伟的ANP开源社区就是合作方，而他的新身份则是互联网协会的特邀专家。
到5月，常高伟的ANP开源社区又牵头在国际化标准组织W3C成立了AI Agent Protocol社区组，是W3C内部唯一面向智能体协议的社区组，而他又多了一个身份，W3C AI Agent Protocol社区组的联合主席。
雪球正在越滚越大，而这些变量都是他一开始难以预料到的。
布道
常高伟现在大部分时间用于奔走“布道”——每周四五个活动，往返于各个城市的高校、公司、以及机构。
他最大的感受是，“讲多了之后，自己首先更信了”。
别人也被感染，他才发现中国原来有这么多理想主义者，他描绘的开放、互联的智能体互联网愿景打动了不少人，甚至有人主动帮他牵线重要的资源。“大家愿意相信那个更好的互联网。”
他现在对质疑比较坦然，“有价值的思考我愿意听，纯吐槽自动过滤了。”
一位前大厂员工刚加入常高伟的智能体协议社群。他说，在技术群体中，开放的理念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追求。
这位大厂员工目前在创业做出海项目，很关注协议，但也认为协议门槛高，很难在没有特别丰富的应用场景，独立做一个协议，“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典型应用、复杂应用才能带来协议的普适性。”
对于未来和风险，常高伟是清醒的，他判断自己成功的概率“有三成”。
今年4月，我们交流时他觉得，他最大风险是国内某个大厂全力投入推出类似协议抢占生态位；但现在，他认为风险在于技术瓶颈，因为目前大模型还难以构建一个非常好用的智能体，“没有智能体，就没有智能体连接的需求，协议就没有用武之地。”
大厂出来做协议已经不是他所担心的问题。因为站在对方的角度，他们即便推出协议，也不会是一个开放的、旨在构建开放互联网的协议。
侯宏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老师，也是开放智能体互联网的拥趸。
他曾给常高伟留言，“十几年前的移动互联网大潮，我经历了电信运营商围墙花园的反思、恐慌、挣扎以及最终的倒掉。反观现在的围墙花园在位者，在自省程度上，可能连当年电信运营商都不如。”
对常高伟、以及关注智能体互联网的参与者来说，本质上，“未来是一个开放生态和封闭生态之间的竞争。”
直到现在，常高伟受邀分享的出差，费用都还是自己承担；他也没有赚到一分钱。
与其说在创业，他更像是通过这件事情做一个深刻的自我修行。
前几天，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事情确实会滋养人。”
常高伟曾深受强迫症的困扰，他将这种状态形容为走不出的迷宫，痛苦在于越想挣脱，思维的锁链就缠得越紧。这种长期的自我消耗，让他想做很多事，却最终什么也做不了。
后来，心理学上的一个理念——“一切美好事物都是深度关系的产物”——拯救了他。这个理念背后最核心的点是，要相信自己的感觉。
做协议，对常高伟来说，就是回应内心深处的念头。这个在外人看来无比抽象的概念，在他眼中充满了可以被敏锐感知的细节。
“如果我只是想通过协议获得名或钱，我和协议就是我和它的关系，不是‘我和你’的关系，我就很难和它产生深度连接。”
最近，常高伟也更新了自己对成功与否的定义。两个月前，他还很兴奋，感觉质变的临界点很快就要到了，“马上就到决胜的一个阶段了，要么是原地解散，要么是一飞冲天。没有第二个可能。”
现在想来，他觉得有点草率，“现在看协议，进入了一个平缓期。决胜不会这么快到了。”
他开始想，如果ANP没有成为主流协议，算是社区的失败吗？他也能接受，未来在标准化组织中，将ANP目前的核心作为新标准的养料，和行业一起推动协议的发展。
归根结底，“构建开放的互联网，才是社区最大的目标。”他说，未来只要理念达成，是否由他们完成，并不重要，所谓“功成未必在我”。
他设想了自己的退路，“最差的情况是项目失败，那时我的影响力也能帮我找到一份比在阿里时级别更高的工作。”
对他来说，传播一个理念，为一个理想世界的到来添砖加瓦，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件极为愉悦和自我满足的事情。
两个月前，我第一次在良渚的DemoDay上听到他的演讲。我记得，他那套PPT的倒数第二页，写着“连接即权力”。
演讲的结尾，他在召唤一种古典互联网精神，他说，“只要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连接信息、连接他人、连接工具，他就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
文章来自公众号“非复制人类”，作者“祝颖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