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ANT视角思考文学、AI与人的三组关系，可以通过“拟-对象”克服“AI替代人类”、工具论等人机关系论中隐藏的二元框架，用合成主义方式化解文学与AI关系背后的“两种文化”之争，从行动者-网络角度重思人与文学关系中文学的终结和新生。在此逻辑起点下，行动者的行动是思考文学新变化的线索，应重启文学的“中间王国”、追溯人的文学行动脉络，从人机的互训互用生成人机互嵌关系和物间性的“中间王国”恢复人机共生这两个维度，描述人与AI形成的人机互嵌共生的新型人机行动关系，在此关系下理解人-机界面的聚变，有助于思考当下现实虚拟化的问题。同时新的人机行动关系下各种力量联结的结果可以看作AI文学生态网络的动态生成，它启发我们从元语境的方式思考文学、恢复文学行动的本体地位并走向非中心化的文学和文学批评。
关键词：人工智能；“中间王国”；AI文学生态网络
✦✧一、从ANT视角
思考文学、AI与人的关系✦
面对ChatGPT、Sora带来的主体危机、文学终结担忧，有学者从AI创造力缺失[1]、情智悖论[2]、非具身认知[3]等方面为人类智能文学的独异性做出有力辩护；也有学者欣然迎接AI给文学带来的新变，如王峰进行人工智能叙事、美学研究，曾军将算法引入文论。如何继续思考AI、文学与人的关系？以布鲁诺·拉图尔、米歇尔·卡隆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及相关研究可为我们提供理论参考。
ANT形成于对科学实验室的人类学观察，认为科学实践是由复数的行动者（actant）[4]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大量实体移动目标的异质性网络，科学实践和社会是在同一个过程中产生，由此重组了社会概念。行动者网络是由行动者的行动组成的星状网络，“它由许多纽带联结而成：附着（attachment）关系是首要的，行动者是次要的。”[5]其激进之处在于把社会看成行动的结果，用拟-对象（quasi-object）[6]概念替代预先固定不变的静态对象。拟-对象可以是关系网中的人，可以是非人的、异质的物，也可以是概念、意识、学科。科学、技术、文学、社会不是有绝然边界的静态实体，而是网络行动所动态生成的相对性关联结果，也是待定的杂合体，准备着开启下一次行动，由此克服了主客体关系和绝对的深层结构。
在ANT看来，主体-客体、自然-文化、人类-非人类等二元范畴带来的分裂焦虑，来自于现代人建构认识的错觉，遮蔽了复数事物间真实且无处不在的行动联结。以此视角回到AI、文学与人的关系，我们可以有效地辨认并取消在AI-人、文学-AI、文学-人三组关系论争中某些假定的、预设的二元对立思想。
（一）以“拟-对象”克服人机关系论中的二元框架
过去我们跟随麦克卢汉将技术媒介看作人类的假肢，今天“AI终结人类”的观点又将AI设想为可能背叛主人的奴隶，其前提是假定了人类与AI的主客对立关系。另一种AI工具论认为AI是单纯的技术物，它将AI完全物质化、工具化，这是对人类中心地位的确立。两种观点潜藏着主客对立的二元框架。为克服二元框架，ANT不再保留“主体”“客体”概念，“ANT对于技术及其社会效应的独特理解——拉图尔拒绝将技术化约为单纯的‘物质性人造物’（material artifacts），也拒绝对其做‘符号性文化’（symbolic culture）解读；相反，他推崇的是将技术的使用与其实践网络相关联的过程性考察框架”[7]。
每一种技术物都会触发某种关系，参与到社会化的过程中，AI运转的时候，有赖于其他人和技术、物等组成的一整套组织关系网络。我们可以把人和AI都看作“拟-对象”，其存在是动态生成的，即人的主体性不是天生的属性，而是在与物互动实践中经由具身化经验而凝聚，AI的能动性也是在其关系网络的历史中凝聚。它们不是孤立的主体意识，而是具有携带自身历史调用其他行动者的能力，不是在主体、客体两极之间摇摆，而是置身于行动者网络的非中心化的多元关系。
（二）用合成主义方式融合两种文化之争
当下AI文学是否合法有效的争论可以说是对文学与科技关系探讨的延续，言说着由来已久的人文和科学两种知识生产文化之争[8]。两种文化——不论是文学与AI、文学与科学还是历史与自然，好像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映照出人类知识生产上的二元分裂焦虑。拉图尔将学科对立视为现代化知识分裂的遗产，在颇为复杂的效仿态度上，他提取了《共产主义宣言》渴望“共同世界”的信念，尝试提出了“合成主义宣言”[9]，倡导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质，合成主义具有构建共同世界的任务，这个世界的确定性只能在完全异质的行动者间建立，它是一个脆弱的、可修订的和多样化的杂合体。用合成主义方式观察文学与AI，可以发现，技术想象和文学想象的历史相互交织[10]，文学数据化为AI语言、AI语言参与新的文学，AI写作是文学语言和数学逻辑系统的共同工作，AI事件和文学事件在同一幅历史画卷中展开。文学与AI背后两种文化之争的二元沟壑只是现代性思维的误解，只有附着了AI的AI-文学，或者附着了文学的文学-AI的关联网络，文学与AI的关系不仅是两者的“合作”，而且是历史的、当下的“合成”。
（三）从行动者-网络角度看文学的终结和新生
过去的文学终结论聚焦印刷文学与读者关联性的衰落，延伸到探讨文学的特异性以及文学的神圣光环是否还存在的问题。如今生成式AI带来的新一波的文学终结论，则聚焦在主体危机引起的AI对人类作者的替代。人类文学和AI文学的争论是二元分裂的，一边把AI主体化、符号化，一边用人类作者的独特性暗示人类自我无可取代的优越地位，再次折射出人类对他者的焦虑情绪。新的文学终结危机确实提醒我们，文学是一种脆弱的、可修订的、多样的杂合体，在“网络中的行动者”互相关联牵制的状态下，不能孤立地看待作者主体，作者的问题不只在作者内部，作者原本就与文本、读者、媒介、出版机构、发布平台等有密切的联结，作者问题是文学整体网络的变化问题。
在文学与人的关系网络中，人不只是作者，人在读者、用户以及AI训用者的新身份中与文学发生着新的关系，此处的断链意味着彼处的联结新生，新身份、新关系会修订生成新的文学网络。原本处在公共流播领域的“谁”的“作品”的争端，也会让位于人的文学行动本身，作者、作品内容并非失去意义，而是不再永恒和耀眼，它们内嵌于非中心化的行动联结中，从而修订生成新的文学网络。
✦✧二、 文学的“中间王国”
与人机互嵌共生的新行动关系✦以ANT视角下文学、AI与人的关系作为逻辑起点，行动者的行动是思考文学新变化的线索。我们的目光应从以往对文学固定要素或对象（如艾布拉姆斯四要素、结构主义规则）的聚焦转移到更为广义的行动者（拉图尔改造过的行动元），重启广阔的“中间王国”（the middle kingdom）[11]，将原本被要素、对象和主客体所分裂的地带，用更多异质的行动者联结起来，这样我们可以注意到，研究者、用户、创作者、程序员等人类和AI、媒介、语言、文学、故事角色等非人类的各种力量，形成了彼此关联、共荣共存的生态。“中间王国”是经由经验杂多的转译[12]行动所形成的非中心化网络。
芮塔·菲尔斯基在《批判的限度》中写道：“我们并不拥有俯瞰社会秩序的全景视野：行动者网络理论不是让我们像翱翔的雄鹰一样批判性地、超然地俯视下面的芸芸众生，而是像蚂蚁一样跋涉，惊叹于隐藏在茂密草叶中错综复杂的生态和各种各样的微生物。”[13]文学研究需要反省对文学加以俯瞰的特权，文学研究者只能像蚂蚁（ANT）一样环顾四周，不去且不能幻想存在某种超然的、整体牢固的文学，摆脱原有的语言和思维限制，在其他行动者自行建立的空间中观察文学行动轨迹、节点变化和意义。追溯人的文学行动脉络，可以发现，在口语时代的听说、印刷时代的读写之后，网络时代的人机交互在AI时代发生嬗变，人与AI形成新的人机行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人机互训互用生成的人机互嵌和物间性恢复的人机共生两个维度。新的人机行动关系打破“人-机”界面的区隔，用行动流勾连起现实和虚拟的边界。
（一）人机的互训互用生成人机互嵌关系
随着一些AI开源模型和AI定制化的出现，AI生产和消费机制转变，网络时代的“系统-用户”的人机交互关系在AI智能时代发生嬗变。
首先是行动方式的变化：人机互训互用改变了行动回路。人机互训互用是指人训练使用AI的同时，AI也在训练人的新能力和使用人带来的数据，人机互训互用从以往的隐在过程变为显性行动；用户以往在互联网上创作、阅读和评论的行动轨迹是显性数字化的，但其对应的行动数据是隐性数字化的，用户只关注数字化拟象，网络媒介对人的规训和数据使用难以被察觉，而当下通过对大数据、大算力、强算法和互联网公司的不断揭秘，行动数据的作用方式、功效和价值部分地在用户面前敞开出来；被AI模型训练模式规训后的用户自觉地投喂数据给AI，主动地训练AI，AI和人作为行动者互相调用，出现了人机互训互用现象，如科幻作家陈楸帆和程序员共同开发了“陈楸帆2.0”AI，主动将个人数据投喂并训练出具有自我风格的AI。原本交互中“人-机（系统）-人/机/物”所形成的控制线性行动在人机互训互用加入后，从人作为节点出发的行动变为人与AI的联合行动，如AI写作不是人的码字活动、不是AI的自动活动，而是在人调用AI时新增了人与AI不断往返的训用行动，这让整个行动回路更为复杂。
其次是行动回路增殖合成了AI训用者和媒体深度融合的AI等新的行动节点。行动节点是行动者和其他行动者因行动关系凝聚的联结点，是连接不同行动者形成网络关系的起始；从人的角度，人机互训互用现象伴随出现了AI训练师的新职业，随着个性化AI的普及，原本的用户也逐渐叠加训练者身份合成为AI训用者，将人类的训练和使用行为合一，AI训用者即人机互训互用新行动连接所生成的行动节点，它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机可变的新行动者；训练成熟的AI可完成多模态任务，根据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的选择或然率公式，媒体功效越大、人需要付出的代价越小，选择媒体的几率就会扩大，功能集成的AI将取代原本撰写、拍摄、播报、浏览的其他功能较为单一的技术媒介，达到媒体的深度融合，AI作为不断生成中的新行动节点具有展开多维度行动的能力。嵌入式AI本地化逐渐成为AI应用的一个趋势，智能场景追求的自然、直接、顺畅让人机连接过程更加透明化，附着AI展开行动几乎成为AI训用者的某种习性，如新手在AI指导下进入游戏行为。人机互训互用和人机高度附着状态取代原先固有的人和系统的形象，合成了可变的人机杂合体，这里可用互嵌来表示人和AI更为亲密的行动关系，来自工程学的互嵌常被引申到描述民族互嵌、文化互嵌的关系，在此它保留交互中互动的相互关联特性，去除交互中交往限定主体的暗示，此外，相比于人机“合成”等词，更能表明人机难以分离的关系中还有着脱嵌的选择和可能。
（二）从物间性的“中间王国”恢复人机共生
马克思曾批判人和世界的分离：“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4]抽象的人是把人从世界剥离，想象成有明确边界的自主自我，马克思要克服启蒙式抽象自我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离，因此人不能将自己抽象于世界之外，不能在人和世界之间预设一个截然分开的边界。在把人看作关系世界（网）中的混合存在物这点上，ANT与马克思克服二元分裂的方式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拉图尔更为激进地将以往的主体、客体取消，重新确立了拟-对象。人没有明确的边界和不变的自我意识，而是处于待定状态的存在物，在关系世界中断裂的主体和客体间有着一个巨大的“中间王国”，恢复“物”在断裂地带的联结能力之重要性，一个真正起作用的网络才能浮现出来。
“ANT是一个摧毁‘球’和‘域’，重获对异质的认识，把物间性(interobjectivity)带回关注中心的强大工具”[15]。物间性是在原本主体间性克服大写的主体性之后，对主体的再次颠覆。受拉图尔等人影响，蓝江认为智能环境（AI技术、通信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形成的万物智能链接）中，人与人的主体间性被更多的数字虚体所中介，形成了物体间性[16]，物体间性构成了一种政治哲学关系，人也被数字化为一个对象，参与到物与物构成的智能环境中彼此发生交流和协同，这启发我们思考人和AI的新关系。
不过，人分裂为身体和虚体，让二分之一的人的虚体与数字世界中其他虚体齐平，这种通约的方式和拉图尔的物间性并不相同，或可称是其中一部分。拉图尔称为行动者的人和物更注重的是异质性，所谓物间性，是同为行动者（拟-对象）的物物关系作用及其偶然性的结果，行动者的社会属性有沟通转译的功能，行动者的物质属性给予其制造差异的能力，物间性的物并不是把人转变为物才能沟通，而是一个关系性概念，是指即便在异质的人和物之间也能发生行动勾连，行动的发生往往是行动者遭遇异质性时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可以将数字化虚体看作人和AI为沟通而增殖形成的新行动者，连接人和AI并参与其共同生态。因此，从物间性角度确立人和AI及更多文学行动者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的基础是保留人和AI的异质性，把它们连接在同一的生态环境、同一的世界、同一的网络中，这样，人机多元的共生并不仅限于二元的交互，它意味着无限杂多的互动。
（三）互嵌共生关系下人-机界面的聚变
人机互嵌强调人与AI已紧密杂合为共同行动的行动者，是强连接的关联状态，人机共生强调人和AI的异质而平行的弱连接状态，两种维度表明不同时空场景人机不同程度的行动关系，一起构成了互嵌共生的动态复杂性。这种新行动关系改变着对人-机交互界面环境的理解，让我们可以从行动连接角度直面现实虚拟化问题。凯瑟琳·海勒指出，
“由于人类主体被想象成具有明确边界的自主的自我，所以人类—计算机的界面就只能被描述成一种分隔——这一边是真实生活的可靠性，另一边是虚拟现实的幻觉——由此模糊了由虚拟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深远变化。”[17]
在她看来，“独立主体的边界是可供争夺的”[18]，应依循分布式认知系统来思考：“当人类被视为一个分布式系统的成分时,人类能力的完整表达就恰好被视为依赖（depend on)于系统的胶结，而不是遭到系统威胁”[19]。就像拉图尔说我们从未现代过，海勒认为我们从来都是后人类，当人类的分布式认知和分布式认知系统连接成一个整体，人和非人因素共同完成着思考和行动。在人机互嵌共生的行动关系中，人和AI不再是孤立的自我和系统，原本交互两个世界的界面发生聚变，行动的连续性将人和AI之间区隔的界面缩小为一个行动的节点，成为中转连接的行动者，不再具有划分两个世界的功能，但界面节点聚合起强大的转译功能，可以连接彼此异质的行动者，从而打破海勒说到的虚拟现实幻觉。AI训用者的感官功能将会重新分配、组合，以新的知觉感知方式应对AI深度融合媒体的媒介环境，人会在多重性角色中更加全面参与连接这个时代。
Jean Baudrillard
在人与AI强连接的AI游戏交互中，AI训用者、设备、界面节点、角色、NPC、游戏环节、AI新生成环节等不同行动者的行动，杂合成一个偶然而不确定的流动网络。随着界面聚变带来的转译功能，文本、社会和自然（这里指身体）这三个范畴的边界也被打破了，它们可以被更为流畅地在行动的连续追溯上任意切入。原本被自我意识主体从界面所区分的现实和虚拟可以被界面节点勾连起来，随行动流而编织进同一种网络，不同维度的行动都具有动态真实性。当不再抱有先在的自我，用共生之物的态度看待人和AI的平等地位时，我们的注意力就会从不同形式的区隔转向无处不在的关联，在人与AI的人机互嵌共生中看到更多异质行动者之间发生的互嵌/联结、脱嵌/断链，我们会更加关注到一切行动展开的真实样貌，现实仍然具有它的连续性和多重实在性（而不必忧心鲍德里亚式的内爆），而人也能更为切实地看到自己的位置（而不必因现实和虚拟的距离崩溃而自我崩溃）。
✦✧三、AI文学生态网络的动态生成✦
人与AI互嵌共生的新行动关系重启了巨大的“中间王国”，恢复出异质行动者生态，生成着新的文学网络，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不断生长联结的非中心化AI文学生态网络。为了更好看清当下各种力量的彼此关联，这个模仿行动者网络的颇为冗长的描述，是为了区别被狭义化为作品和写作的AI文学，它包含已出现的AI文学作品、AI互动游戏，以及AI激发生成的未来文学形态，如玩AI、随身AI等，还包含文学阅读、文学研究和连接其他学科的可能，是理解当下新文学的一种策略。而生态所隐喻的生长性、自在性、多维性让文学去本质化，文学的生长不像一棵树那样有目标的向上开枝散叶，是任由其中异质的行动者自由行动，各种力量是非中心化的。AI文学生态网络中“网络”一词则来自ANT，网络的多义性导致它易被误解为单一的电网、互联网或二维、三维的空间形态的网，此处取网络关联、延伸的含义。
拉图尔澄清道，ANT“改变了喻体，不再用‘面(surfaces)’，而是用‘丝(filaments)’(或用德勒兹的说法，‘块茎[rhyzomes]’，Deleuze/Guattari 1980)的比喻来描述本质。……要求我们从有多少连接就有多少个维度的节点的角度来思考。”[20]网络像德勒兹的块茎一样具有本体意义，暗示文学具有无规则、非中心化、多元化、生成性等特征，它代表了文学行动者们关联和关联框架化形成的局部体系。按ANT的说法，AI文学生态网络不是行动者发生文学行动的原因，而是各种联结行动之结果的呈现，文学行动不是按照被设想好的实体和互动关系在发生碰撞，而是根据拟-对象的AI、人调动其他文学行动者所展开连接的痕迹来共同界定的描述。AI文学生态网络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启发意义。
（一） 用元语境的方式思考文学
拉图尔在《重组社会》中奉劝我们丢掉“语境”，这源于他对涂尔干式无所不包的总体性社会概念的挑战，“社会”本身不存在，社会只是异质行动者联结的结果。重组社会的研究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我们需要同时重组文学。那些将社会视为先于文学存在、高于文学层级的语境背景的观念需要被重新审视，将文学视为反映社会的文学反映论需要重新探讨，社会可以在文学行动中展开，文学也可以配置社会。考察“语境”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有一种具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人机交互的基础是将人数字化，它来自克劳德·申农和诺伯特·维纳对信息的去语境化，是对信息抽象的一种描述，这种信息论倡导信息和意义分离，这样在人-机不同语境间，信息就可以保持某种稳定值，成为不同物质基质间自由流动而不改变的实体。他们认为这为人机交互的信息流动奠定了基础。去语境化意味着假定人的身体成为信息流的一个容器，而非具身的去语境化或低语境化正是生成式AI写作所面临的诘难，但真实的情况是，根本没有某种先在的语境需要去除，一切都在动态生成中。哪怕我们被AI强大的抽象语言所裹挟改变，AI文学生态网络的行动流也不是去语境化的信息流。在解释物间性时，我们提到人机共生的基础是要保留异质性，而不是用虚拟化或数字化来抹平人的身体（及物质有限性），人机互嵌共生中人的具身体验会在有人参与的AI写作中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根据拉图尔给文本和话语定义自己的语境和元语言的建议，AI文学生态网络需要用元语境的方式来思考。元语境这一说法，借用自有关AI元语境（meta-context）学习能力的研究，这里指初始于自己、并可以递归地调用自己、改进自己的语境，它不是语言学的，而是存在论的。“境”的词义具有空间性，元语境是先分解原先被凝固的不同层级的语境观念（如文本语境、科技语境、社会语境）和文学空间（如内/外、远/近、微观/宏观），再重建基于文学行动的新行动时空关系。AI训用者和深度融媒体的AI也是AI文学生态网络的一种初始形态，作为活性节点有着向不同维度伸展的可能，以及附着于其他行动者并调动起新行动的能力，其动态生成方式让文学具有时空上的移动自由、联结能力，在各种文学行动新形态中重塑时空关系。元语境也构成了一种元语言，是人机互嵌共生所生成的不同于原本人类语言或AI语言的语言杂合体，AI文学生态网络的每一次行动展开，都是全新的语言。基于前述拉图尔式的“网络”概念所提出的元语境，可视为对多维度空间思维[21]的一种阐释，是思考AI时代文学的一种方式。
（二）恢复文学行动的本体地位
人机互嵌共生的新行动关系恢复并强化了文学行动的本体地位。玛丽·劳尔·瑞安将交互性（interactivity）从技术领域转移到文学领域，并“发展成为一种阅读现象学或更广泛的艺术体验的基石”[22]。人机交互的出场意味着对印刷文本沉浸性幻觉的打破和唤醒，通过人的点击、移动光标、手柄操控、步入移动式浏览等触觉行动显性地参与，允许读者/用户不定时注意语言和设备的物质性来源。人机交互的文学新形态使得交互性在数字时代叙事中“具有本体论的意义”[23]，网络时代的文学，“比起交流的内容，交流行为本身更重要”[24]。实际上，交互的核心在于行动连接双方能力的显现，在交互叙事中逐渐得到重视的文学行动本就是文学的构成本体。往前看口语时代，文学作品就是听说行动的剩余物，这时我们可以回味德里达那句话，“文学的本质——如果我们坚持本质这个词——是于记录和阅读‘行为’的最初历史之中所产生的一套客观规则”[25]，文学“本质”上是行动；印刷时代，文本沉浸性中文学行动是透明的，人的意识集中在文本内容建构的可能世界，阅读、写作的行动受到重视，但翻书页的连接行动因不参与故事叙事而被我们遗忘，“行动”也始终在场。
在当下AI本地化趋势中，人与AI互嵌共生的行动关系是克服沉浸障碍物的最佳搭档组，生成式AI模型GPT-4o在微软“Copilot+PC”屏幕共享后，可以接收新手在电脑上的游戏行为数据，AI调动关联性数据理解新手行动，从而调节并指导游戏，两者实时地共同扫除操作障碍，智能自动地克服一些技术性中断、故障甚至人类遗忘的时刻，将被切断的行动流重新接上，保持游戏沉浸性。在人机互嵌共生的游戏性沉浸中，人从进入游戏的故事部分（暂停触觉操作但保持听视觉行动）过渡到操作环节，仍处于沉浸状态，是因为触觉和视觉在知觉整合中的连续性和行动网络的延展，AI训用者扫除障碍越多，操作越上手，行动网络越稳定，人越沉浸。可以说，文学从始至终都是行动的，我们可以恢复对印刷时代行动的连接作用的认识，强化AI文学生态网络中文学行动的本体地位。
（三）走向非中心化的文学和文学批评
AI文学生态网络中生态和网络的核心特征都是非中心化。人和AI、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文学批评都是地位平等的，非中心化不是关注单数的人和AI，而是允许复数的人和AI共生；文学的地位不会反过来高于社会，文学可以“作为社会研究的‘思想实验’……将文学文本视为理解社会现实和生产社会理论的重要资源”[26]，文学和社会平等地、共同地生产互为资源的知识。文学批评失去的是像雄鹰一样俯瞰文学的权力，文学也不必标榜自己的神圣光环。
非中心化的前提是克服二元对立，启发我们对“批判”加以反省。二元对立关系中由于双方的抗衡常会形成“中心”和“边缘”的不平衡，更为困难的是，对强势者揭示与批判的阐释工作存在着某种表述悖论，对较弱一方的看见和表述有些时候也反过来强化了两极对立，这好像让我们容易处于一种齐泽克所言的“反讽的距离”——重视主观态度上的反抗（信念）却忽视行动中外化出的赞同（信念）。马克·费舍对这一否定结构批评道：“通过把恶和无知贱斥（abjection）到幻想的他者头上，被否认的，是我们在全球压迫网络中的共谋……没有我们的合作，它就什么也不是。”[27]
Slavoj Žižek
马克·费舍对资本主义中到处表演着的反资本主义的揭露，适用于观察当代一些影视作品中为迎合市场所营造的性别对立、底层苦难渲染，适用于反省我们一边批判AI一边消费的行为。因此非中心化提醒我们：保持文学批评对自身批判行为的自省，但不是抛弃批判的方式，而是从批判某一对象调转矛头而将注意力集中到行动关系，多元地动态地看待新的文学行动，跳出我们在文学性和社会性中的不断较量和互相指责，去追踪并揭开文学、AI、人、开发者、AI平台所共同作用形成的关系网络，从而建立客观的判断。
综上所述，我们从ANT视角思考文学、AI与人的关系，在一些流行的观念中辨认并取消假定的二元框架，以非中心化的态度追踪文学、AI和人作为行动者的行动轨迹，在新的人机行动中重启文学的“中间王国”，文学、AI与人的联结结果可以看作 AI文学生态网络。AI文学生态网络的思考方式可以视为在AI与文学遇合时的一次实验，但不是一个绝对的参照系，不可能许诺普遍性。观照AI与文学的联结，尚有许多有待解决的悖论。比如行动者行动活性衰退问题，AI已经出现了加深刻板印象和偏见的问题，特别是个性化AI的普及可能还会加重数字社会的信息茧房、圈层固化，形成丧失活性的黑箱。同时，缺乏一定的对抗和思辨则会放大偏见或加深思想对立，行动的停滞影响意义的联结、交流和生成，在节点的封闭和行动活性衰退之处影响文学生成活力，改变文学的公共流通和传播格局。还有AI过度转译的问题，AI通过模拟转译容易造成一种追求美图磨皮的审美效应，AI连接速度提升的代价是过度转译，日渐流行的秒答、概述、解析和生成的功能也是选择、省略、压缩的功能，叠加循环中过度转译可能会造成“压缩文学”的增殖。不过，文学批评有了新的任务，追踪AI平台、互联网公司、AI训用者、语言等必经之点和行动联结的新关系，在保存欣赏、惊叹、沉浸乐趣的同时，继续识别交流障碍节点、揭开未知黑箱、批判与化解风险。
原载于《华中学术》2024年第3期，侵删。
注释
[1]史良：《“自动写作”发展史——论人工智能向艺术智能的转换》，《外国文学》2024年第1期，第131～143页。
[2]刘悦笛：《人工智能、情感机器与“情智悖论”》，《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第76～88+158页。
[3]吴翔宇、张颖：《“及物”的人类智慧与“非及物”的人工智能——技术现代性语境下文学的主体性难题》，《贵州社会科学》2023第11期，第 51～61页。
[4]行动者（actant）不同于actor，来自格雷马斯的符号学中行动元概念，可译为行动元，但拉图尔只借用了格雷马斯的内在指称模型，也就是在叙事文本中能够自由行动的行动元，并消解了符号学坚持的深层语法结构，将其延伸至构造实际存在和实践，行动元侧重行动者之间相互协调和行动的过程，“这是一种无中心的块茎式的网络构成，各个大小行动元构成了ANT，行动元与ANT是不可分离的，行动元只有在ANT中才能具有意义。”参考蓝江：《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1页；刘鹏：《从科学的世界步入研究的世界》，选自[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译者导言第Iix页。
[5]B．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217.
[6]拟-对象（quasi-object），又译为拟-客体，其当下的存在来自另一段不同时空不同力量的凝聚。
[7]戴宇辰：《“旧相识”和“新重逢”：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媒介(化)研究的未来——一个理论史视角》，《国际新闻界》2019第4期，第68～88页。
[8]18至20世纪（雪莱和皮克科）科学与诗歌之争、（马修·阿诺德和Ｔ．Ｈ．赫胥黎）文学与科学之争、（C.P.斯诺和F.R.利维斯）科学与人文之争，“科学与人文的争论和对峙并无国界，它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一对峙继而又衍生为外在的机械文明与内在的文化教养、文化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参考曹莉：《“两种文化？C.P.斯诺的意义”：回顾与思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49～58页。
[9]B．Latour，“An Attempt at A Compositionist Manifesto”, New Literary History ,41.3(2010):471-490．
[10]《机器思维》（Machines Who Think）的作者帕梅拉·麦考达克（Pamela McCorduck）认为人工智能起源于一个古老的愿望——铸造神灵，AI领域创作机器、仿生机器人、全息投影、人工共情研究等对齐或超越人类情智和行动局限的技术是与文学想象交织而成：有希腊神话中的塔洛斯、欧洲古老传说中的机器人铜骑士等机械造物以及科幻文学中科学怪人、仿生人、超级智能的想象，也有《格列佛游记》中生产文学作品和思想的拉加多书写装置、卡尔维诺的文学机器。参考[美]克利福德·皮寇弗：《人工智能之书》，李玉珂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3年。
[11]“中间王国”(the middle kingdom)像中国一样幅员辽阔,拉图尔以此隐喻“被排除的第三世界”，即将分裂之处变为联结之处的居间地带，是经验杂多的现象世界，“中间王国”开始被表征出来，意味着网络浮现出来，即复数异质行动者的真实互动过程浮现出来。参考[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01～288页。
[12]转译是ANT的重要概念，也译为“翻译”，不同于中介保持意义不变的“传义”，指行动者会改变、转译、扭曲和修改他们本来想表达的原意，行动者通过转译联结起来形成行动者网络。行动中任何行动者都是转义者（mediator）,转义者相当于网络中的各个节点。拉图尔将实践分为纯化实践和转译实践，现代思维的纯化是指确立主体、客体从而把现实中的杂合体“纯粹化”，在二元论概念框架内消解“对象”的杂合属性（成为纯粹对象），转译则是真正的两物之间发生交流的方式，拉图尔批判现代人用纯化理论掩盖了真实的转译实践，导致他们虽然一直在通过转译将人与物交杂在一起却不自知。参考[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
[13]R.Felski, The Limits of Critiqu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157-158. 转引自刘英：《跨学科“翻译”：拉图尔与文学研究的对话》，《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第182～191页。
[14] [德]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选自[德] 卡·马克思、[德] 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15][法]布鲁诺·拉图尔：《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一些澄清》，王立秋译， https://mp.weixin.qq.com/s/ZUUd1wNW8kejZ7iljzNc8A，2024-05-14发布，2024-05-23引用。
[16]蓝江：《智能环境下物体间性的政治哲学》，《科学·经济·社会》2023年第6期，第15～25页。
[17]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93页。
[18]同上，第3页。
[19]同上，第393页。
[20][法]布鲁诺·拉图尔：《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一些澄清》，王立秋译， https://mp.weixin.qq.com/s/ZUUd1wNW8kejZ7iljzNc8A，2024-05-14发布，2024-05-23引用。
[21]空间思维要求运用立体的整体的思维方式理解世界和把握时空关系，推崇关联原则，即要求从联系的综合的方式解读叙事，从纷繁的信息中寻找关系。参考胡亚敏：《数字时代的叙事学重构》，《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42～49+206页。
[22] Ｍ．Ｌ．Ryan, Marie-Laure. Narrative as Virtual Realit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2.
[23]胡亚敏：《数字时代的叙事学重构》，《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42～49+206页。
[24]黎杨全：《走向活文学观：中国网络文学与次生口语文化》，《探索与争鸣》 2021年第10期，第148～161+180页。
[25][法]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26]刘英：《跨学科“翻译”：拉图尔与文学研究的对话》，《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第182～191页。
[27]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王立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23～28页。
作者简介
杨淋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新媒介文艺批评。
版权声明：华中文论
文章来自公众号“文学乌托邦”，作者“杨淋麟”
